卢仁灿:1955年,我的军衔从此定格

2010-08-03  本文来源于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1955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东海域进行了一次三军联合演习,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演习,不仅我军各大单位分别派出了参演部队或是观察人员,周边一些友好国家的军队也都派出了自己的观摩团。根据演习“一切部署按照正规化标准进行”的要求,参演人员全部临时佩戴上了军衔。我当时是海军青岛基地政治委员,奉命率基地所属的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组成编队参加了这次演习,当时佩戴的是海军少将军衔。

  此时,我军真正的授衔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对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来讲,为全军指战员授予军衔以示级别,这还是头一回,但是从这支人民武装的历史而论,我经历的授衔这不是首次。抗日战争期间,国民革命军曾经授衔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部分人员,我便是亲历者之一。

  那是在我担任八路军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的时候。当时,三八五旅共有3人分别被授予少将的军衔,他们分别是旅长陈锡联、旅政治委员谢富治以及担任副旅长职务的民主人士赵辉楼。那时不设大校,我和旅参谋长曾绍山、政治部副主任赵月舫被授予上校军衔,为旅里仅次于3位少将的职衔。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八路军的将士们并没有真正佩戴过一天肩章,所以,那次授衔从某种意义上讲,并没有真正的实施。

  1955年的授衔则不同,不仅有中央的明文决定,而且有有关部门制定的具体标准。参加海上联合演习的军人们就是根据当时在部队相传的拟定标准佩戴的军衔。率部去参加演习,我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完成任务,对佩戴军衔的事并没有多想,而且按照自己一向低调的为人,很自然地选择了海军少将的肩章。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在议论,说我的军衔戴低了,有人甚至当面对我讲过。

  人们的议论也许不无道理。按照后来正式颁发的授衔标准,担任正军级领导职务的同志,许多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在这些同志中,论年纪,我还算年轻的,但论资历却并不是最短浅的。我于1929年参加革命,1951年已经担任了陆军第十军的政治委员,属于名副其实的正军级主官。对照标准,无论从资历还是从职务来讲,被授予中将军衔也没什么特殊的,当时的海军上报方案亦是如此。但是,我本人却没考虑那么多,把心思全部投入到了演习中。

  当我率部圆满完成了海上演习的任务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考验。萧劲光以海军司令员的身份与我谈话。萧司令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毛泽东主席对这次军队授衔有指示,要求中将以上的人员要减少,并且指出,年轻的同志可以让一让,以后还有调整的机会。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海军上报的军衔佩戴计划做了相应的调整,原来列在拟定海军中将名单里最年轻的我被重新定位为少将。

  听完司令员的这番话后,我的回答只有一句:听从组织安排,不讲个人条件,服从大局,干好工作。一场于某些人也许很难进行甚至会引起风波的谈话,三五分钟后便利利索索地结束了;一个注定会影响人生命运、影响个人待遇和荣誉的决定,被我这样平淡简单地接受了。

  1955年11月,我到南京参加了华东地区部队的授衔仪式,是由刘伯承元帅受毛泽东主席委托宣布的命令。我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这是早已在预想之中的事,甚或可以说是我自己情愿接受的选择。而我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军衔从此定格,终生未变。说起来,缘由很简单——那次授衔,老同志优先,我是以年轻同志的身份让位;而后来军衔调整时,照顾年轻同志,我又以老同志的身份做出了让步。当时所说的军衔逐步进行调整并没有完全兑现,在后来的岁月里,只是有部分军官从校官晋升将军,而原定的少将以上军衔的就再也没做出过调整,直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

  从1955年到现在,已是半个世纪的岁月过去了。这半个世纪里,我很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很多部下成长着、进步着,有的还成为了我的上级;我也看着当年和自己一起授衔的同志一个个地离去,心中充满了对老战友们的怀念。而对于自己,在我的心里依旧保留着那份平和,依旧装着自己做人的标准,永远不变。

(责任编辑:苏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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