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

2011-06-01  本文来源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三个姐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生、成长于同一个相当开放的家庭。共同有着一双可敬的爱国的父母,有着大致相似的快乐的童年,那时她们相互之间友爱甚笃,亲密无间。稍长后,又都在美国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教育。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大风暴中,她们却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三个姐妹,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生、成长于同一个相当开放的家庭。共同有着一双可敬的爱国的父母,有着大致相似的快乐的童年,那时她们相互之间友爱甚笃,亲密无间。稍长后,又都在美国受了西方民主主义的教育。然而,在决定中国命运的政治大风暴中,她们却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她们之间的思想分歧、性格差异、感情纠葛及命运安排是那样地不同一般、错综复杂和引人人胜,简直超过所有的民间传说故事。如果有熟知其幕后情节的人,将其娓娓道来,一定可以成为传世之作。可惜,许多历史文献得留待后人去慢慢发掘。时人如我辈,只能根据眼前仅有的一些材料,简略概述而已。

  令几乎所有世人惊奇和敬佩的是:“四一二”蒋介石在中国开始大屠杀之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体质娇弱的孙夫人却意志如钢地继续高举孙中山的革命火炬。张戎和哈利戴在他们合著的《孙逸仙夫人》中曾评价她当时的处境说:“尽管她蜚声中外,要使人听到她的声音却是十分困难的。她必须保持自己独立的地位,不得不找一个安身之地……庆龄去莫斯科不仅因为莫斯科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且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声明。”

  他们还引述了一个与庆龄同船赴苏的年轻共产党员的记述说:

  “我们从底舱爬出,来到甲板上,仿佛获得重生。秋天的晨哦使我们精神焕发,我们高兴得跳起舞来,高唱《国际歌》。轮船向大海驶去,越走越远,渐渐地,祖国的海岸从视线中消失。此时此刻,波平如镜,我们安静下来,陷入沉思之中,我们斜依船栏,呆呆地凝视着远方,思潮汹涌澎湃。作为个人,我们的生活开始了新的一章,似乎中国的革命也开始了新的一章,它的字字句句都将用子弹和鲜血书写。”

  庆龄是否包括在“我们”之中,作者没有说,但作者既然在描述庆龄赴苏时专引这段描述,想必是认为这段描述可以反映当时庆龄的心情吧。

  这两位作者继续说:“在苏联那是最糟糕的一个时期,中国革命成为导致斯大林和托洛斯基最终分裂的三个主要问题之一。斯大林对中国的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

  许多有关苏共党史的议论应该留给苏联人民去评论,此处我们不再转述。我们知道的是,庆龄在苏联受到苏联人民和青年的热烈欢迎。不论在海参崴她从海上转向陆地时,还是在火车沿途直到莫斯科,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情意时时在温暖着庆龄的心。这从她在苏联所发表的《在莫斯科发表的声明》、《向苏联妇。女致敬》、《写给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年青一代〉》诸文中,处处都有所流露。从宋庆龄个人命运及政治生涯来说,1927年无疑是一个低潮时期,但这位坚强的女性却从未忘却她肩负的历史责任。她一再地代表中国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向苏联人民表示谢意;不断地向全世界宣告那些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冒牌领袖;同时不断地阐述中国目前的形势,精辟地指出“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来看,这个失败似乎是很大,但地理是会骗人的”。

  “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将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高度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要得到自由。”

  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六十年已经过去。我们今天重读这些文字,却不能不使我们深深感动和深为惊讶:因为它不但使我们看到这位伟大女革命家的心胸多么开阔,眼光多么深邃,信念多么坚定,甚至还能感到她那伟大的心脏还在跳动,她那沸腾的热血正从我们的血管中流过。

  而她那时才不过仅仅三十四岁,拖着饱经创伤的病弱之躯。据许多文字记载,庆龄那时的处境真是再糟也没有了。她几乎没什么经济来源。关心她的慈母已被大姐霭龄送去日本,她的家庭成员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几乎都已联盟起来反对她,她也决不愿从这个聚敛丰厚的豪门得到半点资助。孙中山留给她的全部遗产只是上海莫利哀路的那幢房子与藏书。她从武汉政府得到的那点微薄收人早已用光。她在寒冷的莫斯科,却连御寒的皮大衣都没有。十一月庆龄应邀去参加十月革命节观礼,她在寒风凛烈的红场站了五个小时,与她一同访问莫斯科的国民党另一左派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天正下着大雪,天气极冷,我们还不懂得要带着报纸去垫脚的窍门,所以双脚冻得冰冷疼痛。我穿的是橡皮底的鞋,在某种程度上还能略略隔点寒气。但我父亲和孙夫人则不堪其苦。他们穿着薄底皮鞋,外边加上橡胶套鞋……”

  如果说,对于庆龄这样生长在中国南方的女性,严寒还能凭她的意志力忍耐的话,感情上的打击却几乎使她那敏感的心破碎了。首先是她的挚友,陪她从上海莫利哀路偷偷上船赴苏的雷娜·普罗梅逝世了。雷娜是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年轻活泼,热爱生活,曾积极支持庆龄的革命主张,庆龄也很爱她。她在陪庆龄赴苏时还很健康,以庆龄的保护者自居,然而在途中就患起头疼病来,且持续高热,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在莫斯科多方医治无效,终于谢世。庆龄又一次为自己挚爱的人面对死神。

  她变得从未有过的憔仲,然而仍然是那样美。“一个哀婉动人的形象”,文森特·希恩回忆说:

  “在葬礼举行的那天下午,我们经过数小时的跋涉,穿过莫斯科,到达新建的火葬场。参加葬礼的有中共。苏共及美共的代表团,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与雷娜素不相识。那天天气寒冷。途中,我注意到了孙中山夫人那瑟瑟发抖、微微弯曲的身影。她从中国方面的收入来源已告断绝,而她自尊自重,不愿接受陌生人的资助。她连件冬大衣都没有,只裹着一件单薄的黑斗篷,在阴冷刺骨、冰雪凌凌的街道上缓慢地行走着。苏联外交部借给她的一辆轿车就跟在送葬者队伍的后面,至少车子里总要暖和些。我曾劝她上车,但她不肯。她两臂交叉,低垂着端庄秀丽的脸,一步一滑地穿过了这个城市。仅仅几天之前,她的病才痊愈,脸色仍是十分苍白。甚至透过那使万物飘忽不定的寒雾,我仍能意识到,宋庆龄现在是所有流亡者中最孤独的人了。她正在早降的夜幕中紧跟着她那公而忘私的朋友的灵枢之后战栗前进。”

  然而打击还远未结束。第二个沉重的打击是她从报上看到,她的小妹宋美龄在上海与她所极为痛恨的那个人一一蒋介石结婚了。婚礼极为铺张,在豪华的大华饭店舞厅中举行。来宾据说有一两千人,贵宾有英、美。日几十个国家的领事和国民党军政要人。孙中山的巨幅画像挂在临时搭起的台上。蒋介石礼服笔挺,宋美龄珠光宝气。男女傧相双双对对,在喜气洋洋的乐队的管乐齐鸣中缓缓走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孙中山遗像台前会合,面向孙中山遗像鞠躬,然后向两边的旗子鞠躬,煞有介事地做出一副接班人的姿态……

  次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婚礼,全国及世界各种报纸都按其所能及所需大肆宣扬。世人们普遍的印象是宋家这位新成员正在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紧接着,蒋介石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准备再度指挥军队……

  而此时,在北风呼啸、大雪纷飞的莫斯科,宋耀如的“雪孩子”、宋家的“白雪公主”正卧病在床。仍然是那个《纽约时报》,早些时候在一篇报道中不负责任地说她即将与陈友仁结婚,给因好友刚刚弃世而心境凄凉的庆龄雪上加霜。也许她原来还在思索到底是蒋介石阵营中哪些鹰犬在对她恶意中伤,至此,已真相大白,原来对宋家这一个女儿的诽谤只是为了要为宋家的另一个女儿开拓道路。既然孙中山的遗孀已经下嫁给那位正在流亡的“凡夫俗子”,那么,中国的第一夫人自然非现任南京的委员长的新娘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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