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团(即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于1934年7月6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出发。
红六军团于1934年8月7日,由湘赣革命根据地遂川横石出发。
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21日,由中央革命根据地雩都出发。
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1月16日,由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罗山何家冲出发。
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3月28日,由川陕革命根据地苍溪出发。
红二、六军团(1936年7月初正式称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桑植刘家坪出发。
人们总是习惯地将“长征”与“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同起来,实际上并不确切。
分别对三个方面红军长征路线进行测算,可知: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等率领)长征行程为二万余里;红四方面军(由徐向前、张国焘、陈昌浩、叶剑英等率领)长征行程八千多里;只有红一方面军(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率领)行程才是二万五千里。
因此,“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只适合于红一方面军,不能概括全部红军的长征行程。
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里程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参加了长征全过程的红军老战士杨衍宗透露:是根据红一方面军几名“有墨水”的干部日记中的记录算出来的。
据杨衍宗老人介绍,长征从一开始就不是像现在的行军那样走直路,走大路,而是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头顶有敌人的飞机,大小战斗不断,几乎几天就打上一仗,部队的行军路线迂回曲折,经常改变。因此按照地图的标识来计算红军长征的实际行程是不准确的。
谈到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从日记中算出来的,杨衍宗重点提到了他所熟悉的几个人,那就是红一团的邓华,到达陕北时已担任红军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长征组歌》的作者肖华,还有长征结束后调到晋察冀第四军分区任五团团政委的肖锋。据杨衍宗回忆,这些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除他们外还有一些干部也都在长征途中记了日记。他们的日记为长征结束后的总结,起到了第一手资料的宝贵作用,而记得最完整最详细的是肖锋的日记。肖锋的日记是记在大小不一颜色不一的一张张碎纸片、纸头上,用针线钉成薄厚不均的一本本。上面的字有铅笔字,也有钢笔字,字迹很少,但内容却一天也不少,所记包括某天某日气候怎样,走到哪里,走了多少路,打了几仗,伤亡多少,消耗多少弹药,缴获多少枪支,经过哪几个村庄。这本弥足珍贵记录了长征途中大部分资料的日记,大约在1939年2月整理抄录完毕。正是有了这些日记才推算出长征里程。于是毛泽东发表讲话时首先提出了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一说。
(责任编辑:林秀香)- 48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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