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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的政治“滑铁卢”内幕

2013-09-05  本文来源于苏红网   订阅《红星报》 | 向苏红网投稿
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按照官方叙事,华国锋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相关材料和著述,大多也是讲的汪东兴,涉及华国锋往往语焉不详。

  许多材料显示,汪东兴的确是压制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但是华国锋与汪东兴不同,充其量是不积极,现有的材料很难看出他“压制”了这场讨论。这恐怕与华历来对意识形态问题谨慎有关。从地方到中央,华长期从事政府工作,分管过文教、农业、财贸、科技,事务性特点突出而意识形态色彩较淡。1970年代,毛泽东曾提醒华:“你满脑子是农业,我满脑子是路线斗争,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要抓路线。路线不对,抓了农业也不行,脑袋掉了还不知为什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95页)毛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佐证。

  1978年,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议论蜂起。中宣部的官员顾虑甚多,希望华国锋能出面讲讲理论问题,以统一思想。华的看法是:现在议论多,思想活泼,知识分子从“臭老九”变成了“香老三”,又一步登天了,成了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至于理论问题,诸如“资产阶级法权”、“按劳分配”,华认为讲早了不好。他还是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他讲早了人们会认为党中央主席讲了,大家就不好说了。中宣部负责人再三请华讲一讲争论的问题,华仍坚辞:具体争论的问题,思想不一致,讲早了不好,思想问题有针对性的可以讲一点。(华国锋、汪东兴、乌兰夫听取张平化、朱穆之、廖井丹汇报的谈话,1978年4月7日)华国锋不想对理论问题匆忙表态,恐怕既有他本人对理论问题不熟悉的原因,也有性格温厚、包容的缘故。无论如何,华对理论界的争论不反感,主张“让大家讨论,各抒己见”,客观上给了人们讨论问题以某种宽容。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5月4日至10日访问朝鲜)。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192—193页)这是事后的说法。可以肯定,当时绝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是否认为主题好;但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华至多是过于谨慎,不想对理论问题表态而已,与汪东兴的压制、指责不能相提并论。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引者注)。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年7月4日)“砍旗”是反对者给真理标准文章扣的政治帽子,华表示了反感。这一番话,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胡德平:《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中篇,《财经》2008年第12期;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第四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当年的“实践派”代表人物胡绩伟后来评论说:华国锋“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正直,处事比较慎重。鲜明的对比是毛泽东主席,他也是常常让刘少奇或邓小平主持会议,但他很快就打断人家的话,把主持会议权完全接过来。他作结论时更是上纲上线,提得很高。整个会议都在他的控制之下,火药味越来越浓。而华国锋却不是这样,例如所有关于宣传的会议,他都几乎让汪东兴主持,他总是温文尔雅地坐在旁边,对汪东兴不断发出的‘枪炮子弹’,他从没有火上浇油,反而起一些缓解松弛的作用。特别是当汪东兴对我大批大骂时,华主席对我没有上纲加码,既没有叫我停职检查,更没有罢官撤职,这就使我不仅能够继续领导人民日报,而且大大鼓励了我继续大胆地解放思想,相当独立自主地改进人民日报”(《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35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以他“第一号人物”的身份,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但对华国锋来说,这次会议成了他政治上的“滑铁卢”。富有意味的是,这个结果同他的包容和宽厚有关。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不少与会者即提出解决历史遗案的问题,并对包括“两个凡是”在内的许多问题提出了批评,直指几位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会议气氛尖锐而激烈。华国锋作为主持者,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多次肯定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参见《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89页)他主持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接受与会者提出的许多意见,当即决定为与会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如“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等)平反或重新处理,审查康生和谢富治。与会者对提交会议的两个农业文件意见很多,他采纳与会者意见,决定会后将稿子下发全党讨论,然后再交下一次全会决定。对与会者普遍质疑和批评的“两个凡是”的问题,华国锋承认“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他主动承担了责任: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分别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应该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同上,第191—192页。)会议的最终结果,同华的包容、宽厚不无关系。然而,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次会议之后他实际上已开始失去权力核心的地位。

  然而,官方和研究者在高度评价三中全会时,却从不提及华的作用。倒是与会的两位“实践派”人物,多年后作了一些公道的评论。胡绩伟称:“他(指华国锋—引者注)对于自己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引者注),是在党内做了自我批评的”,“回过头来冷静地衡量一下,在他作为党的主席的短短时期内,就他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品德来说,毕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最高领袖。”(《胡绩伟自述(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第104页)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可以看得出他是希望能集中地讨论开幕会上提出的那三个议题(指农业问题,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的讲话—引者注),他也努力去引导这样的讨论。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自己在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上的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在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第207页)。

  中共历史上,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的两年多,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内地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据林京耀文章提供的材料,胡耀邦在1978年12月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个人的看法是: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是拨乱反正的两年,是扭转乾坤的两年。两年多,我们搞了一场政治上的搏斗,阶级斗争的大搏斗,确实是一场政治大革命,出现了多少惊心动魄、雄伟壮观的场面。”两年多时间“扭转乾坤”,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主政的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林萍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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